焦作，地处黄河中下游接合部、黄沁河交汇处，有“百川口、悬河头、华北轴”之称。黄河焦作段流经孟州、温县、武陟三县（市），境内河道长98公里，是黄河下游防洪形势最为严峻、防治任务最为繁重的区域之一。千百年来，焦作人民以安澜为要，久久为功，积累了丰富的治黄经验。
禹迹肇始：覃怀治水的文明曙光
焦作古称覃怀地。据《尚书·禹贡》记载：“覃怀厎绩，至于衡漳”，指的就是上古时期，大禹在今焦作一带治水，疏导河流，取得重大成效。这是焦作有据可考的最早治河文字记录。
《尚书·禹贡》中有关“覃怀厎绩 至于衡漳”的记载
千年筑基：从古阳堤到束水攻沙
（一）古堤初筑，筑牢防洪根基
春秋战国时期，焦作先民开始在黄河左岸修筑堤防。起点位于武陟木栾店（今武陟县城）的古阳堤是河南境内最古老的黄河堤防，兴起于春秋，形成于战国，至秦汉臻于完备。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（69年），王景主持治河，修渠筑堤，其左岸起点仍在木栾店。王景治河后，黄河实现了八百余年相对安澜。金明昌五年（1194年）黄河南徙后，古阳堤成为废堤。
《人民黄河》1984年第1期，黄委会黄河志总编室负责同志发表的《河南境黄河古堤》部分。
（二）宋立河制，明晰治河权责
北宋初年，推行“河堤使制”，将河道管理与地方行政职务，绑定，开启了制度化治河的探索。据《宋史·河渠志》记载：北宋乾德五年（967年）正月，宋太祖下诏，要求包括孟州、怀州在内等沿黄府州长吏均须兼任本州“河堤使”。咸平三年（1000年）宋真宗进一步明确官吏巡防、任职规则，要求沿河官吏任期已满、调任他职，须待水毁工程修复后方可调任；知州、通判每两月巡堤一次，县令轮流参与巡防，转运使不得安排其他工作。
焦作市档案馆藏乾隆己酉年（1789年）重刊《怀庆府志》（校注本）《卷六·河渠·河防》部分
北宋重和元年（1118年）五月，黄河水势湍急，逼近孟州河阳县（今孟州市）城仅二三里。朝廷下诏命都水使者、漕臣、河阳守臣协同加固防护，多方联动防汛。这是中国古代以制度形式明确治河责任的早期探索，为后世河务管理积累了宝贵经验。
焦作市档案馆藏乾隆己酉年（1789年）重刊《怀庆府志》（校注本）《卷六·河渠·河防》部分
（三）河势改徙，改写水文格局
南宋建炎二年（1128年），东京留守杜充为抵御金兵，在滑州李固渡决开黄河堤防，导致黄河大规模改道南流。此次人为决河成为黄河河道变迁的历史转折点。原黄河志总编室主任徐福龄对此总结认为：“由于杜充决河，其变迁范围，北不出大清河，南不出颍淮，以武陟为顶点，河势逐渐由北向南发展。”河道的频繁变动，也让焦作成为黄河下游防汛管控的重要地段。
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变迁示意图
（四）明代治河，完善防洪体系
明弘治六年（1493年），右副都御史刘大夏主持治河，在黄河左岸修筑起自胙城、经滑县、长垣、东明、曹州、曹县，抵达虞城的太行堤。至迟在明万历年间，古人依托古阳堤，将太行堤从胙城延伸到武陟县木栾店。《怀庆府志》中的《河渠总图》，清晰记载了太行堤与黄河大堤的排布关系。
焦作市档案馆藏乾隆己酉年（1789年）重刊《怀庆府志》（校注本）《卷一·图经》中的《河渠总图》
明代后期，潘季驯提出“束水攻沙”方案。他经过实地调查，认为黄河泛滥的主要原因是泥沙淤积，主张堵住决口、固定主槽，利用水流冲刷泥沙，同时构建缕堤（堤势低矮，形如丝缕）、遥堤（离主河道较远的堤）、格堤（内有农田、村庄等）、月堤（半圆形，以加固缕堤）相结合的堤防体系。这一方略从“与水争地”转向“以水治水”，是中国古代治河技术的重要突破。清朝靳辅、陈潢继承潘季驯思想，坚筑堤防，增强了下游防御洪水的能力。
缕堤、遥堤、月堤、格堤相结合的堤防系统示意
系统施治：清初武陟河工的治理升级
康熙六十年至六十一年（1721—1722年），黄河焦作武陟段险情频发，多处堤段接连决口，洪水北溢，危及京畿。清廷高度重视，特派重臣赶赴武陟督办堵口抢险、修堤固河，修筑钉船帮挑水坝、秦家厂大坝等防洪工程。雍正继位后，将武陟河工列为全国河务“第一要紧者”，从工程、技术、制度多维度革新，开启系统化、专业化治黄新阶段。
（一）工程筑基，搭建多层防洪屏障
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，开始在武陟推行全方位、系统性的治河工程。一方面，于钉船帮北坝尾接筑堤防八百七十五丈，填实秦家厂月堤三百七十丈，全线加固薄弱堤段，新建挑水坝疏导水势、抵御顶冲；另一方面，将沁河口至詹店约十八里无堤之处接筑成遥堤，同时把秦厂大坝的北尾堤接筑到遥堤，南尾堤接筑到荥泽大堤，作为前卫，构建起钉船帮—遥堤—临黄大堤三道层层设防、互为支撑的防洪屏障。
工程收尾阶段，组织人力填实钉船帮大坝月牙池，累计用土十一万四千余方，彻底消除堤防隐患。所有工程于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四月全面竣工。这套完备的防洪体系落地后，武陟黄河段三百余年未发生大规模决口，安澜成效斐然。
焦作市档案馆藏乾隆己酉年（1789年）重刊《怀庆府志》（校注本）《卷一·图经》中的《府境黄河全图》
（二）技术赋能，传承优化治水智慧
本次河工结合本地河道特性，形成适配黄沁交汇地段的治水技术体系。一是修建雁翅坝、挑水坝，改变水流方向，削弱河水对堤岸的冲击，同时束窄河槽、冲刷泥沙；二是开挖引河，针对沙滩淤积问题，分洪疏沙，实现“沙随水去”；三是修筑月堤、遥堤，险要地段筑月堤重点防护，外围依托遥堤构建二道防线，点线结合、多层设防，实现治水技术的传承与创新。
（三）制度革新，构建专业河务体系
打破了之前“临时征调民力、应急治水”的粗放模式，构建起权责明晰、奖惩严明、运转高效的河务管理体系。
官制层面，专项增设河务官职，新设开封府上南河同知、怀庆府同知、武陟县主簿专职管辖河务；特设副总河驻扎武陟，全权统筹河南全境黄河治理，调拨抚标官兵听候调遣，让治河指挥阵地前移、常态化履职。
兵役层面，建立专业化河兵驻防制度，核定北岸河兵五百零三名、南岸四百九十七名，武陟本地派驻千总两名、河兵百名、堡夫百名，专职驻守河堤，常态化开展巡查、修护、抢险工作。
考核层面，首创河工保固与官员考成联动机制，明确河工修防保固期限为三年，履职得力、成效显著者优先升迁；敷衍懈怠、履职不力者从严追责、严查严处。
为纪念黄沁安澜、治河工程成效显著，清廷奉敕建造嘉应观（初名淮黄诸河龙王庙），祀龙神并通济、襄济二王。观内供奉大禹、贾让、王景、贾鲁等历代治河功臣，将千年治河先贤的治水精神与功绩载入祀典、永久传颂。
焦作市档案馆藏道光九年（1829年）《武陟县志》中的《嘉应观图》
雍正帝亲撰《御制武陟嘉应观碑文》，称：“（黄河）自武陟而下，土地平旷，易以汜滥，其来已久。频岁南北隄岸冲决，波浸所及，田畴失业，而横灾运河，为漕艘往来之患，其关于国计民生甚钜。”经过此次系统性治河，“中州兆庶，离垫弱之忧，获丰穰之乐”。
雍正十三年（1735年）《河南通志》《卷一·圣制》中的《御制武陟嘉应观碑文》
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武陟河工全面告竣后，雍正帝御笔亲书“御坝”二字，当地治河官员勒石立碑，将原“钉船帮”正式定名“御坝”。自此，“御坝”之名沿用至今，成为武陟治黄工程的历史见证。
焦作市档案馆藏乾隆己酉年（1789年）重刊《怀庆府志》（校注本）《卷一·图经》中的《武陟县境全图》
古堤无言，碑石有证。从《尚书·禹贡》的寥寥数语，到《怀庆府志》的舆图详载，再到嘉应观御碑的铭文永志，每一份档案，都是千年治黄的忠实记录。
□ 撰稿人：王雪萍
